就在今年，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论调。据说，北欧某国为了消除性别歧视，把区分男女的第三人称代词给取消了，代之以一个中性词。某些“女权主义者”大力鼓吹这种行径，并抨击我国第三人称代词居然区分男女，这是可怕的歧视行径，是封建的残余，是男权的统治。

此外又有，男人的他是人，女人的她就只是个女，所以结论：中国会男女不平等，正是因为有女性第三人称代词！

我倒是想知道，在民国刘半农那帮人要求搞出区分性别的女性第三人称以前，中国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抑或不是人，都一律用他代指，这个史实“女权主义者”们知道么？真要计较起来，实际上最可怜的莫过于那些非人类，明明不是人，还要被自恋的人类强行冠了个“人”的头衔，离谱的是人类还当是抬举非人了，简直臭不要脸。然而没人会为那些非人类出声，尽管就我看来，假如真要以消除歧视为目标，倒该把他和她都一并废除，就像上古那样全都用“它”为好，免得总是有意无意地捧高踩低的人类玩歧视。

有点扯远了。但这种对“她”字伴随的困扰似乎从来都没少过。在以前，我大约也了解一些，大抵是刘半农等人苦于she无对应翻译，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遂开始女性第三人称的探索，有“伊”又有“她”，最后“她”字全面获胜。然而在这期间女权者对待“她”的态度却分成了不同派别，既有认为是进步，又有认为是压迫，难道今日网上的“女权者”就比民国的女权者明智多少么？我看未必。近日读了黄兴涛先生的《“她”字的文化史》，对那段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以后，倒是又有了些新想法。

中国本来没有“她”的，第三人称代词确实只有一个统称的“他”。事实上只要读多几本古典小说就能清楚。我知道一部分“女权主义者”确实不读古典小说，因为觉得字里行间全是压迫女性。但是无论再怎么讨厌，《红楼梦》总是读过的。毕竟无论再怎么讨厌古典小说，《红楼梦》在怜悯女性方面总是为人所熟知。尽管，我觉得《红楼梦》的怜悯不及《金瓶梅》（崇祯本）。但凡翻过《红楼梦》，就该知道里面那么多女孩子，全是用“他”，而没有哪怕一个“她”。

所以，按照某些人的理论，又该怎么理解这种代词情况呢？事实上，我觉得未必就是平等的表现。假如觉得大清靠着代词比现在男女平等，那要多滑稽？

事实上，继续往上追溯，汉字系统本没有“他”的，只有“它”。“它”是蛇的本字，后来充作第三人称代词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“他”就逐渐取代了“它”，指代一切。这个演变非常值得玩味，从物到人，最后完成了从和自然纠缠不清到人类本位思想的转变，这就像山海经里带着原始的人和动物、静物合体特征的怪物神祇，终于转化为彻底成人的道教神祇一样。那么，这里面带着歧视么？肯定有的。最少人类凭着自恋和傲慢，已经隐约觉得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了。

也就是因为这种对非人的歧视，某些人也才能强行地让非人当人。那么，这里面是否又包含对女性的歧视呢？不好说，但我想起呼吸内科主任说过的一个不好笑的笑话。他是内陆农村出身，年轻时曾经因为某事找邻居，敲门问“有人在吗”，内里一个女人答道“没人”。原来在某些农村里，男人不在家，女人就会觉得叫“没人”了。那些女人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，延伸到“他”字的人里是否包含了女人，我觉得是存疑的。就像黄兴涛先生说的那样，与其说是表现了男女平等，可能性更大的是因为女性在过去遭到了长期的漠视。当然，也许又像他另一个猜测一样，也许并没有任何歧视意味，只是一种语言习惯而已。但对此我觉得不太赞同，最少对非人的歧视已经深种了，只是性别上的歧视还有待商榷。

最早，苦于中文没有对应的he、she、it翻译的是十九世纪初的来华传教士。他们编纂英华字典时，也就只好如此翻译：he他男的，she他女的，it他物的。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个中国人郭赞生有意识地对三者进行区分，赋予过去的三个人称不同的意义。he依然是“他”，she则是“伊”，it却是“彼”。他所写的《文法初阶》还特意注明了他是男，伊是女，彼是物，因为这是他的个人倡议，其他人远没有这样的认知。而伊的用法则颇让人觉得好玩，据黄兴涛先生所言，当时的字典等等，“伊”并不像后来五四后的“伊”派人士说的那样，一直包含有女性意义，而是和“他”一样，只是一个统称。而更值得关注的就是，只有英语的翻译大家存在这种困扰，而像法语的阴阳性却从来没有人认为有问题，会觉得需要他男的，他女的和他物的。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与当时英国最为强势，率先以鸦片战争轰开国门有关。谁知道呢？我并不是文化史专家，但是我以为这种文化上的强势是从来都是存在的。

也许正是与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焦虑有关，所以文化上的改革才会在民国时期爆发开来。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在被洋大人们摧残数十年后，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朝上国，而是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，所以更加有意识地寻变，不愿意充当亡国奴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国人与西方的接触也日益增多，远不是清末可比。他们迫切地追求现代化，当时持废除中文全面拉丁语化的观点都大有人在，因为语言的变革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想象了，否则白话文运动又怎么会兴起呢？

而在1919年，周作人撰文表达了she的翻译难解之处，并提到刘半农有意造一个“她”字解决这个难题。但是他们都认为这个“她”字实在有待商榷。所以周作人以为，暂时以他下注女来表达she不失为一个方法。他不但这么认为，也在译作中实践，但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，被人认为不伦不类。当然，他也是有支持者的，那就是叶圣陶。叶圣陶早年的好些小说就是全为他女，而且全为描述女性觉醒的小说，尽管在后来收入小说集后，他女又全改成了伊。而在同年，清华的学生在自己校刊率先实践了“她”字的使用，用来指代女性。同时，他们又为了翻译造出了一个“牠”字对应it，这个牛却不是指牛，而是因为他物的物为牛字旁，所以是“牠”。之后“她”字就开始被这些年青人实践应用，“她”指代女性，不久，“她”指代祖国，“她”指代月亮的诗歌出现，这时却是已经开始拟人化的实践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新意象和内涵。

而被传为最早应用“她”的诗歌，也就是刘半农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其实出现得更晚，最早不会超过1920年8月，而正式发表更晚。更可笑的是，事实上刘半农只是在和友人书信往来时附了这首诗，友人的侄子将此诗抄录又给自己的友人章衣萍看。章衣萍惊为天人，认为这正是上天派来安抚他刚失恋的心灵的杰作。他反复读了半年，就自作多情地给这首诗安了个《情歌》的标题，并擅自将此诗刊登在杂志上。末了，他写了个后记，详细写明得到这首诗的经过，并表示这首诗在半年来为他带来无数慰藉，所以决定将此诗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最后他说，那位在英国的刘先生一定不会介意的吧。

本来不见得多喜欢这首诗，但看了这段材料，我也不由得同情起刘半农来。

扯远了。回到“她”字问题上。

事实上，中西的交流，确实促进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渴望和诉求，而在此时，一个“她”字也就被赋予了一种对现代化的想象和渴求。当时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想象都来自于西方，在这种时候，其实已经在英语中出现了数百年的she，实际上与现代化毫无关联的she，居然也被赋予了现代化的想象。

而在严复和辜鸿铭眼里，she俨然成了共和制的象征。严复认为，帝制是阳性，共和制属阴性。自由神是一女子，古罗马从未尊过Diana，尊的是Apolo，足以证帝政是男性，始可君临天下。英国用she指代国家，属女性。盖大地属阴性，临天下于地上者，属阳性也。又有，严复引用《汉书》中“共和”为“昭仪之号”最末等，认为，“据古语所训共和二字，女性最贱，故列于十四等”，以映射共和制为最贱之女性。辜鸿铭在表示赞同时更是说，“终疑共和制度无奋发振拔之气，今始知涵女性过多，始有此弊。”由此，他们两人也坚决反对在汉字中独创新字对应she。

所以，通用一个“他”代表平等吗？我以为不是的，最少在某些大家眼里，女人压根算不得人。而正因为现代化的进展和女性意识的觉醒，才会有“她”的诞生。

在20世纪初，正因为女性意识的觉醒，所以才会有大量以女性为主体的词语诞生，例如女士，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。然而当时女士这个词也被一部分人诟病，认为过度强调性别，难不成还要再来一个男士？于是决定弃用。但是最后女士依然有其生命力所在，男士这个词也就诞生了。

女性的觉醒，最初就是把自己和男性区分开来，不再是一个附属物开始的。就像人的觉醒，最初就是把自己和非人分开，神是人不是混合体怪物，他取代了它。只是古代的进程未免带有别样的霸道意味，因为主导才是必须存在的，其他都不过附属物，不需要另起名词。但是女人和男人同样为人，所渴求的是平等，自然就不可能像过往那样一个附属拉倒。

早在清末，早期的女性意识觉醒者就提出诘问，为什么与女子有关的汉字全是不好的字，例如奸、奴、帑等等，英雄却必须是雄性方可。后来她们提出了英雌这个词，要求以这个词形容女性英才，例如鉴湖女侠秋瑾就曾被称为英雌。尽管这个词曾经猛受抨击，但英雌这个词磕磕绊绊也活到了现在，在某些时候依然有应用。这到底说明了什么，是值得思考的。

而“她”字又更复杂一点。在诞生之初，一部分新女性是大为赞赏的，认为女性终于有了自己的位置，于是大肆使用，并未见到如何不适。又有一部分新女性，认为这个字却是侮辱，因为“他”是人，“她”就不是人了，是最大的侮辱。而“他”、“她”和“牠”当时的并列，更是认为只有男人是人，女人和非人一样，都不是人，这是物化女性的造字。而这时又分为两派，一派认为“他”即可，一派认为要用“伊”。其中“伊”派一直坚守到了1935年，但依然被“她”派打败。

事实上，女性是必须要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，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诞生，是恰好呼应了女性觉醒，对女性觉醒有着促进意味，而非像网络女权主义者所说那样，是封建的残余。以前女人压根就被主流社会漠视，平等在哪里？西方的女性地位并不是由此提高的，但是在中国，正是因为女性真正地进入主流社会视野，所以才会更有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诉求，使she的对应词显得更加必要起来。

事实上，那么问题又来了。为什么“她”会那么快就战胜似乎更平等的“伊”呢？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非常鄙视女性，所以选择了“她”而不是“伊”吗？我觉得不是的，只是中文习惯使然。

汉语口语长期以来广泛仅用一个“他”指代一切，即使有现代化需求，但是“伊”毕竟是少数地区流行的方言，尴尬程度与粤语地区流行的“佢”是一样的。在分化“他”的早期，曾经有人提倡“伊”代指女人，“佢”作为通性，而“彼”为代指物，还有人细化到动物和静物的不同。这个提案很快就遭到抛弃，并因为过度细化而遭人诟病。而“彼”很快就输给了“牠”和“它”，接着“伊”输给了“她”，“牠”和“它”之战则延续了很久很久，最后因为男女平等的需求，容易引起不好联想的“牠”在当时更强调男女平等的大陆被抛弃，“它”全面胜利。假如仔细追究，会发现胜利者都和“他”同音。

长期以来，中国人口语已经习惯了一个第三人称代词“他”指代全部的状况，语言已经形成了，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，文字当去适应语言，而不是语言去适应文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口语依然习惯用着“ta”，“伊”却读“yi”，被淘汰也就似乎理所当然了。而在早期，“她”的读音争议也就成了这个背景下理所当然的事。在“她”的发明者刘半农看来，“她”字读音是要和“他”分开的，他倡议读“tuo”（他的古音），又有人倡议读“伊”。后者被“伊”派大加嘲讽。但是“她”字确实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诞生的字，初始并无固定读音。不久，有一位热衷于车轱辘“她”字就是不行的仁兄——寒冰在南北朝的字典《玉篇》中找到了“她”字的存在。这是一个极其生僻的字，在蜀地通“姐”，又作“毑”。所以寒冰抨击刘半农的“她”是从千年古墓里挖出来的，早已有自己特定的意思和读音，不该作为第三人称代词存在。同时他又提出，刘半农乃欺世盗名之辈，居然强行称发明了“她”字。然而刘半农自己对此有非常充分的认识，他提出，假如古代没有“她”字，那就当是新发明。假如有，那就当他是借来的。事实上，刘半农在造出“她”字的时候，确实不知道古代曾经有个极其生僻、也不知道消亡多少百年的“她”字，他重新发明了“她”字，并赋予“她”新生，让她从名词转为代词，说第三人称代词的“她”由刘半农所发明并不为过。扯远了，但是“她”字的读音确实从她诞生之初就开始有所争执。但是“她”和“他”略有所别，但又是那么相似，在刘半农重新赋予她新生以前，人们压根不认识她，并不像“伊”那样已经约定俗成地读“yi”，因此越来越多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读“ta”。民国政府曾经对此作出努力，希望让大家把“她”读作“yi”，然而并不成功，大家以固有的语言习惯倒逼了官方的规定，最后不得不承认“她”读“ta”。无独有偶，“牠”和“它”字直到1935年依然被规定读“tuo”或者“te”，但这个读音终究没能推广开去，而是被大众选择了“ta”。古老的语言习惯在变革的浪潮里，尽管依然追求着新的现代化改革，但依然以其习惯与简约性牵制着变革。最后“他”在字形上分化了，但自觉选择了同一读音。在我看来，其实这是非常合理的语言演变，而并没有多少证据说明这是歧视作祟。

综上，“她”字的诞生与现代化需求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，非但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封建的压迫，反而有着进步意义。她的最后胜利却又和汉语的语言传统与习惯有关，又因为她的胜利，削减了误会的它字也随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，至今依然还存在着争议。事实上，为什么只要混合性别就还是使用他们，只有全为女性时才是她们呢？这是否性别歧视的延续呢？应该如何改革？这些依然有其讨论价值。但是男女不平等，并不是由“她”所带来的，“她”带来的是女性觉醒，仅此而已。也许将来终有一日，“他”和“她”会再次因为观念改变而消失，最后回归最古老的“它”，但是我依然未知那一天会何时到来，最少在当下，“她”的存在却是必要的。

最后，附上胡适创作于“他”分化前的爱国诗歌《他》和俞平伯率先使用“她”代指祖国的诗歌《别她》对比。最少在我看来，现今的第三人称代词分化，在文学上确实是有莫大的意义的，不信把《别她》里的“她”全换成“他”试试？或者把胡适的《他》的“他”都改成“她”试试？不过更有趣的是，现在读胡适的他，也许更多的是觉得他是用作比喻男性的他，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第三人称代词吧。

他（胡适）

你心里爱他，莫说不爱他。/要看你爱他，且等人害他。/倘有人害他，你如何对他？/倘有人爱他，要如何待他？

别她（俞平伯）

厌她的，如今恋她了；/怨她的，想她了；/恨她的，爱她了。/碎的，病的，龌龊的她，/怎不叫人恨，叫人怨，叫人厌。/我的她，我们的她；/碎了——怎不补她/病了——怎不救她/龌龊了——怎不洗她/这不是我的事吗？/我说些什么好！/想躲掉吗？怕痛苦吗？/我怎敢！/我想——我是她的，她是我的；/爱我便爱她，救我便救她。/安安的坐，酣酣的睡；/懦夫！醉汉！/我该这样待我吗？/我该为她这样待我吗？/我背着行李上了我的路；/走！走！快走！！/许许多多的人已经——正在把他们的她治活了。

—完—

PS：还是要推荐一下黄兴涛的《“她”字的文化史》，虽然有些地方诸如底层人民对“她”的接受似乎并没有涉及，也对女性作家对“她”字实践进行深入分析，但总体是一部很好的学术书籍。